我的父母既是老红军,又是老西藏,他们出生入死为革命奉献了一生

发布日期:2022-08-23 14:05    点击次数:66

老西藏中的红军夫妇——王兴友、蒲秀珍王小玲

一九五零年,解放西藏进军西藏的艰巨任务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的肩上,当时我的父亲王兴友,母亲蒲秀珍都是老红军,也是十八军将士,他们也加入了这项伟大任务。

我的父亲王兴友1911年12月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徐家集一个穷苦的家庭,8岁就给地主放鹅放牛。1925年接受革命道理,1926年就开始为党做地下联络员,1929年公开参加革命,1930年父亲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少共队任中队长,后又任模范连连长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1931年1月带头参加了红军,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父亲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时期曾任过红四军28团机枪连一排排长、三营七连连长、副营长、红四方面军4军10师政治部任队长、地方科科长;八路军时期曾任129师385旅政治部民运科科长、供给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直属政治处主任、干部队队长、华东军区三分区供给部政委、华东局淮河大队政委、豫皖苏军区政治部民联部部长、政委。红军时期曾参加过苏家埠战役、于家平战役,参加过蒋介石“第二、三、四次”反围剿数次战斗,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因张国焘分裂党中央南下父亲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几经战役,最后折返北进和红一二方面军会师于甘肃会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孟良崮战役、莱芜战役、开封战役、淮海战役、枣阳战役、漫水关战役、子午镇战役、海原战役、三重保战役、双桥战斗等,身上多次负伤。1949年被张国华军长点名到十八军后勤部任副政委兼卫生部政委。1950年 任十八军驻四川乐山办事处主任(即十八军留守处处长)。

1950年初 ,十八军接到进藏命令后,军党委立即研究决定,为解除十八军将士后顾之忧,决定成立自己的幼儿园,子弟校,让娃娃们在后方读书识字,受教育。组建子弟校的命令下达后,张国华军长亲自找到我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兴友同志,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你吗?我们知道你能够独挡一面挑重担,能很好的完成组织上交给你的工作。然而这一次不同于在后方完成支前任务,而是要你这个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去完成办学的艰巨任务。这个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们前方的将士能否安下心来,建设西藏保卫边疆!你没有文化不要紧,要依靠有文化的人,去团结他们,用革命传统去教育他们。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去开创军队办学的新事业。兴友同志,我知道你在任务面前是从来不会讲价钱,喊困难的,所以我向你郑重的承诺,办学的过程中我们鼎力支持你,要人给人,要地方给地方,要钱给钱,要学生我们向各师、团发动员令,让他们把学生送过来。”我父亲毅然受命。于是他这个放牛娃出身、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和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历次战斗中负过11次伤的老红军带着军长的嘱托和承诺,肩负着军党委办子弟校的使命在乐山市走街串巷,四处奔波,积极张罗,短短一个月的时间,组建起十八军子弟校,也就是后来的西藏军区八一小学,不仅如此,父亲还事必躬亲,亲自从严治校,使学校工作愈加完善,解决了十八军将士的后顾之忧。

1951年,昌都战役结束后,中共昌都委员会结束工作,分别在昌都、三十九族、波密成立分工委,当时调任了一些工作有能力,吃苦精神强的老革命去任职。我父亲即任西藏三十九族分工委书记,一九五一年八月,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丁青警备司令部,我父亲任司令员兼政委,八月二十六日,经于有关上层人士充分协商,召开三十九族地区第一次头人代表大会,会上成立了昌都解放委员会第一办事处,我父亲任办事处主任。接着相继成立了支援运输委员会,妇女联合委员会,还成立了各宗解放委员分会,吸收了一些有较高威望的头人,宗教界人士,并对各宗的党建组织工作逐步开展,这对认真宣传和贯彻中央对西藏的十七条协议,着眼于站稳脚跟,为迅速开展和迎接军直部队到拉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当地各阶层开展统战工作,影响群众,积极组织生产和运输工作有了组织保证。

说到统战工作,这三十九族地区,在当时情况非常复杂,因为历史原因, 台语歌曲各宗、各头人因各种利害冲突互相之间矛盾很深,加上和青海玉树交界因草场问题也时常发生械斗冲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父亲坚持按照十七条协议精神,和分工委同志精心分析时局,分析各种矛盾,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学习藏文,接触藏族同袍,采取各种办法解决矛盾,并多次上头人家做工作,讲明厉害,对有意搞破坏的反动头人坚决打击绝不手软,最后取得统战工作的顺利进行,保护了群众的利益,争取广大头人和人民群众的支持,积极参加群众运输工作。

说到这运输工作,当时也是一项主要的工作。一九五一年五月,西藏和平解放十七条协议签字生效后,为了支援西进部队,保证供给,以利边防建设,军后司决定在三十九族地区设立第四办事处,下属兵站(包括分站)南北两线共十余个,有干战一千余人,担负运输任务。三十九族分工委的运输支援委员会和各宗分会,把密切配合四办完成运输任务纳入常年的日常工作。三十九族地区是在主要的运输线上,运输线路漫长,北线和南线全长有近千公里,北线以一九五三年为例,每月进入区内的物资约在三千五百驮上下,全年约五百万斤左右,由此可见,运输任务是相当繁重的,我父亲当时对保证这项工作能顺利完成也是做了大量工作的,为了调动群众的运输积极性,通过深入调查研究,除了做好统战工作以外,取消了旧时代的差名多寡,担负差税数额来分配运输数额,引起转雇运输,加重群众经济负担的分配任务方法,采取合理分配任务以及结算运费、赔偿费公开化的做法,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为西藏的彻底解放,保卫西藏边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解放西藏史”这本书第七节《补给与运输》中曾有一段介绍“……为组织领导南北两线运输,在甘孜、金通、昌都、索宗设立4个办事处,下辖51个兵站,各兵站负责粮食物资的转运工作。其中设在索宗的以王兴友为主任、王运祥为政委的第四办事处,担负了向前方运输物资的主要任务,作用最大。”

1958年父亲作为西藏军区代表团团长带队到北京国庆观礼。1957年——任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任主任至离休。

我的母亲蒲秀珍,1915年出生在四川南江县长河镇关门乡长田坎村一户贫苦人家庭,因其父亲在背运货物途中遭疯狗咬死,母亲从小便给人当童养媳。1933年因继父是共产党的乡维埃主席被还乡团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她母亲和刚出生的小弟弟,我母亲被迫出逃,找到了正在川北的红四方面军,她加入了红军,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母亲1933年5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入党。曾经历任南江县五区妇女会长、西康甘孜兵站医院看护班长、看护长、甘肃陇东庆阳分区庆阳县妇联主任常委,129师385旅政治部民运干事、供给部军需科员、山东鲁中托儿所指导员、华北淮海大队家属队党支部书记、豫皖苏卫生部卫校指导员、豫皖苏军区卫生部民运干事、河南二院一所副协理员、河南五分校三大队组织干事、十八军驻川办事处(乐山)幼稚园主任、十八军妇校政教处保育股股长、十八军妇校休养所政治协理员,昌都解放委员会第一办事处妇女联合委员会副主任、西藏驻川办事处第二保育院院长。

我们的母亲这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她从一个受尽凌辱的童养媳在党的培养下成长为一个革命女战士,曾跟随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和许许多多红军女战士一样,穿着单薄的衣裳,吃草根啃皮带,随时还和敌人战斗,经历过生死考验,她小小的身躯还背着贺龙的侄儿,长征中最小的九岁小红军向轩走过草地;在腊子口战斗中,母亲不怕生死,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当看护班长时尽心尽力照顾伤员并因此多次获奖;在甘肃陇东庆阳母亲任妇联主任,协助当时中共陕甘宁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蔡畅率领的工作团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妇女解放工作,母亲在当地积极热情的工作表现深受蔡畅的肯定和当地老百姓的赞扬;在组织的关心下 我父亲和母亲认识并结了婚,在战争年代他们有了六个孩子,这些孩子都是在马背上的摇篮里长大的,孩子们也跟着部队转战南北。

因为孩子多,当时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给我家送来一头羊,让孩子们有奶吃。在山东孟良崮战役期间,母亲刚生下我二姐就遇上部队紧急转移,为了不影响行动,母亲忍痛把二姐留在房东家,后来这位房东跑遍了大半个山东,把孩子送回到母亲身边,据说当年部队有很多孩子都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我双胞胎的两位四哥都得了脑膜炎,当时由于敌人的封锁,部队药品缺乏,整个部队就剩一支奎宁,我妈妈想到大双生的强壮一点,就把唯一的药用来治疗小双,结果大双病死了。不然的话,现在我们应该是十个兄弟姊妹。

十八军进藏后,1951年父亲到西藏丁青任职,1952年母亲也跟随进藏,任昌都解放委员会第一办事处妇联副主任,和父亲一起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后来因为怀上了我,母亲返回四川在大邑县唐场生下了我,可能因为高原生活艰苦,返回途中路途颠簸(当时川藏公路还未打通),我生下来只有三斤,而且还是早产儿。可见当时我们的父母为了革命,把自己和孩子的生命都是放在事业之后的。

回到内地后,母亲任西藏驻川办事处第二保育院院长,我母亲为保育院付出了大量心血,她吃住都在保育院,为孩子们呕心沥血。她曾说过:“这些孩子们的父母都在西藏艰苦工作,我也是从西藏回来的,非常理解在西藏工作的父母对孩子们的担心和牵挂,我们要把这些孩子当作自己的儿女细心呵护,要让他们的父母放心”。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我母亲非常心灵手巧,为了节省开支,让孩子们生活得更好,她教会保育院的阿姨们打毛线,她亲自带头,给保育院每个孩子都打了毛衣毛裤,钩织帽子,以至于二保育院的孩子走出去人们都夸赞这些孩子好洋气。

我的父母出生入死为革命奉献了一生,虽然也遇到许多坎坷和磨难,但是他们一身正气别无所求,他们走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但却给我们留下了他们对党无限热爱和忠诚的心,留下了他们正直善良的优秀品质。我们王家的九个子女,都为人低调,在工作上兢兢业业,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我们九兄妹中父母培养了三个大学生,五个军人,还有一个小妹走进了国防科研单位。我这个三斤小咪娃就是五个军人中的一个。

我传承父母的精神,1969年12月入伍,1970年2月进藏,被分配到日喀则西藏军区第八医院,在医院里,我努力工作细心照顾伤病员,还参加了医院的医疗小分队,深入边防为战士们看病治病,为战士们演出。后来我又调入日喀则军分区宣传队,常年到边防演出,经历了边防的风霜雨雪洗礼,感受了边防高寒缺氧的艰苦,我自己也差点掉下雪山光荣,正因为有了这些历练,我成长了,我于1971年入团,1973年11月入党,1974年提干。在后来的日子里,尽管我遇到过很多困难和坎坷,我都能坚强面对。在西藏的那些年,我最难忘的是我母亲的离去。1976年7月,一个电话通过总机告诉我母亲病危,我那一晚上都在通过总机向远在成都的亲人询问母亲的病情,家里人在电话那头焦急地问我什么时候赶回啊,母亲在盼望,就差我一个了,我当时就想大哭。同时,分区领导也帮我联系西藏军区为我买飞机票,那时机票很难买到,排队都在几星期以后。第二天,分区领导告诉我托军区政委帮忙给我买到了机票,我立即乘车赶往拉萨。尽管在当时看来已经是如此神速地回到成都,可是我母亲已离我而去,我这个离母亲最远的女儿还是没有让她看上我一眼,这始终都是我心里的痛。

我的父母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他们都在天堂看着我们,我也时刻怀念他们。我最敬爱的父亲母亲,你们放心吧,你们的儿女不会忘记你们,你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和老西藏精神我们会世代传承。

(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王小玲:1954年1月1日生,1969年12月5日入伍,1970年2月进藏并分配到驻西藏日喀则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八医院外二科,1972年调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政治部。曾任医院护理员、分区政治部宣传科宣传队队员、副指导员、分区组织科见习干事。1979年11月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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